北二栋101

生殖技术：交付到男性手中- -

                                      

性别(gender)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争论，没有比在人类生物学繁殖领域里更加激烈的了。女性是孩子们的生育者，在大多数社会中也是孩子们最初的养育者。这意味着生殖技术对她们而言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节育已经成为所有争取女性平等的运动的一大主题，而大量女性主义学术经费也已拨出，专用于揭示女性反对男性霸占医学知识与实践的贯穿于历史的斗争。

这一分析的中心点，以及今天日益具有现实意义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妊娠与分娩的过程受到了越来越精密的、侵犯性的(intrusive)技术的支配与控制。这种观点暗含着把生殖看作女性独一无二的、与生俱来的自然过程这种生殖观，以及将技术视为具有父权制性质、使男性得以主宰女性和自然，这样一种技术理论。

关于这些问题愈演愈烈的争论很大程度上被控制在两方面之内，一方面是女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是右派生理本质论者。有趣的是，社会学家通常对生殖技术的新近发展保持沉默，也许因为这些发展基本上只影响到女性，或者也许因为它们并不涉及左派的传统关注点“工作场所生产”(workplace production)[i]。但这些却是引发关于人类干涉(human intervention)在生命世界中所处角色的复杂的道德问题的生命技术。本章将把生殖技术置于医学中技术日渐增长的霸权的更广泛的语境下，探讨女性主义关于生殖技术的各种观点。

女性主义关于生殖技术的各种观点

关于生殖技术的著述中大量充斥着技术决定论者的论调，认为技术上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最重要动力。[ii]也许比起别处，重大技术进步在这里更多地被视为直接改善了女性的生活。妊娠与分娩的技术终结了生孩子时的危险和痛苦。健康的妊娠期与健康的婴儿应归功于现代产前护理——如今高度医学化与技术化的一个过程——的奇迹。妊娠早期胚胎发育监测的高新技术意味着可以堕掉某些“缺陷型”胎儿。过去毫无办法的不孕症妇女如今能够采取那些保证“自然”受孕的不孕症疗程。而最普遍的是，产育控制技术的进步被认为是导致有利于妇女平等的大量社会变革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可靠避孕与堕胎——妇女们常常为之斗争的一项权利——之被广泛允许，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女性第一次控制了她们自己的身体。[iii]

被看作女性自由之钥的技术

在当代妇女运动的早期，生殖技术被认为格外进步，因为它展示了最终切断性征(sexuality)与生殖之间联系的可能性。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是用高科技解放妇女这一观点的被大量引用的鼓吹者。在《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 1970)一书中，她强调了发展有效的避孕与分娩技术以使妇女免受规定了她们受压迫本质的“生殖暴政”的必要性。父权制被认为根本上在于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尤其是对其性欲和产育的控制。这一观点在女性自身的生物学特征中发掘她们受压迫的根源，并假想了人工生殖(ectogenesis)形式的技术补救(technological fix)。一项中性技术的应用将终结生物学上的母亲身份(biological motherhood)，从而使得性别平等得以可能。

然而在那之后，女性主义分析并未分享费尔斯通将人造子宫作为女性自由之钥的狂热。作为替代，女性主义者们近来已更多地专注于要么反对这些技术的发展所必需在女性身体上进行的实验，要么出于实现妇女们母性渴望的目的而对这些技术加以利用。

遗传学研究、生物技术以及不孕症治疗现在已有了如此戏剧性的进步，以至于费尔斯通的想法不再像是白日做梦。胎儿与母亲如今不再被假定为一个有机整体，因为可以将人类的卵子和胚胎转移到不同的身体内，或是取出再放回同一个母体。开发出这些技术的科学家和医学从业人员，以及身受其益的女性，是生殖技术可能性的主要支持者。不孕症医生中的专家认为，胚胎研究保证了消除遗传疾病某些最严重的残疾形式的可能性，而最重要的是，胚胎研究给那些从前没有孩子的夫妇们带来了希望。正如一位下院议员近日所云：

我们对胚胎学和人类受精的医学研究感兴趣，目的在于促进人道主义。它将有助于那些无法生育之人，并帮助控制不孕症……研究者们并非怪物，而是科学家。他们是在为响应巨大的人类需求而工作的医学科学家。我们应当为他们感到自豪。已经得到帮助的不孕症父母们，对他们满怀感激。(Pfeffer, 1987, p. 81)

然而，纵观全世界，科学研究中人类胚胎的使用正在成为一个引发争议的主要事由。各个政府慑于压力施行了更严格的条例并界定了所允许的限度。科学技术向着“创造”(creation)这一神圣领域内冷酷无情的进发，遭到了伦理上与宗教上的强烈反对。“生命的权利”游说活动呼吁立法机构禁止人类胚胎学研究以及试管内受精(in-vitro fertilization, IVF)[iv]操作。正如他们将堕胎视作对生殖的非自然干预而加以反对一样，他们所关心的，是胎儿的生命及其灵魂。激烈的公共辩论围绕着下述问题而展开：哪些（如果有的话）程序和实验项目是应该得到允许、获得资源的。

在澳洲、欧洲以及北美，女性主义者内部在关于这些新颖的生殖与遗传学技术将给女性的生活带来何种影响的问题上爆发了愈演愈烈的辩论。这是女性主义者们相当意见不一的领域。尽管堕胎与避孕挑战了将妇女特质(femininity)等同于母亲身份的传统定义，但反过来，这些新技术与其说在拒斥，不如说在实现传统的妇女角色(feminine role)。

一个得到共同关注的现象是，诸如试管内受精这样的技术能与关于“母亲身份”的强大意识形态共存。许多女性主义者论证道，试管内受精项目强化了将母亲身份视为生物学属性而非社会关系的定义。正如克里斯汀·克洛威(Christine Crowe, 1987, p. 84)观察到的：“试管内受精并没有治愈不孕症；它（只为一小部分妇女）提供了通过技术干涉获得生物学上的母亲身份的途径。”[v]它对不孕症的最初成因毫无作为，在这种意义上，它只能被称作一项“技术补救”。在医生们与媒体的描述中，这些技术增强了女性当母亲的“自然需求”，而那些不孕的妇女则是在孤注一掷。大量女性主义讨论集中于“选择”(choice)概念，以及选择堕胎的权利与选择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利能否被同等看待。[vi]在后文中我们将会看到，女性主义对试管内受精这类技术的支持，是建立在如下信念的基础上的：这些技术增加了女性的选择，并且妇女确实拥有生殖的权利。

被看作父权制统治手段的生殖技术

遗传学与生殖技术发展应用的绝大多数反对声浪来自一批激进女性主义者，她们于1984年成立了“抵制生殖工程与遗传学工程女性主义国际网络”(FINRRAGE, Feminist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Resistance to Reproductive and Genetic Engineering)。她们由吉娜·科里亚(Gena Corea, 1985)、加尔娜·汉默尔(Jalna Hanmer, 1985)、雷内特·D·克莱因(Renate D. Klein, 1985)、 玛利亚·米斯(Maria Mies, 1987)以及罗宾·罗兰(Robyn Rowland, 1985)等作者所代表，将生殖技术的发展视为对女性身体进行父权制剥削的一种形式。

与费尔斯通把女性的生殖角色看作她们受压迫的根源不同，FINRRAGE的作者们试图重申妇女特性(identity)的基础就在于其母亲身份的经历。因为，正如罗宾·罗兰(1985, p.85)所述：“母亲式的照料(mothering)或者母性思维，其性质正是站在破坏性的、暴力的、自我扩张的男性特征的对立面。” 从前被大加赞美的将生殖与性征完全分离的技术潜力，现在被看作是对女性的攻击。激进女性主义理论认为这些技术乃是企图对生殖能力——过去曾经是女性特有的权力来源——加以侵占的一种尝试。它将“从我们这儿”除去“最后一项以女性为中心的活动”。对于加尔娜·汉默尔(1985, p. 103)来说，“[父权制]控制的显著模式，正在从个体男性(the individual male)通过婚姻进行控制，转变为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男性(men as a social category)通过科学技术进行控制……控制与斗争的场所，正从性欲转向生殖和育婴，亦即，母亲身份。”

对于这一批女性主义者——她们曾经批判过父权制社会对针对女性的性别暴力和家庭暴力加以漠视或认可的种种行径——而言，新的生殖与基因技术正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针对女性的暴力”。“遗传学与生殖工程乃是企图把我们对自身身体的自我决定加以终结的另一种尝试。”在这种理论看来，像试管内受精、卵子捐赠、性别预决定以及胚胎评估这类技术为社会控制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具，因为它们将会成为标准化的操作。正如其它产科手续最初是为“高风险”病例而引入，可现在已例行运用于大多数产妇一样，这些作者们担心，这些新技术最终将在女性人口中被大面积地运用。

FINRRAGE认为生殖技术会不可避免地与基因工程以及优生学发生联系。正是像试管内受精这样的技术为研究者提供了进行科学研究的胚胎。她们在以下两者间勾画起了一种类似关系：人类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控制动物的生殖，通过在它们身上做实验，以改良它们的血统，以及，将这种实验形式扩展到女性身上。为了人类的技术成就，女性的身体被当作自然材料加以征用、分割、解剖观察，或是提供雷内特·克莱因所称的“活体实验室”。

在这方面最有力的陈述当属吉娜·科里亚的“生殖妓院”(the reproductive brothel)图景，该图景由如今动物被用作产仔机器的情形，推想出这样一种将来：那时的女性将成为专门的产仔员，成为男性支配下的“造人机”(the mother machine)。一些作者论证道，这些技术将会实际上取代自然生殖，以确保制造出拥有“完美基因”的婴儿。依照这些反面乌托邦式的未来图景，男性将完成对人类创造的终极控制，而女性将会成为冗余之物。

许多女性主义者用精神分析学或心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对生殖施以控制的父权制欲求，将它与男性对女性生殖能力的恐惧、以及对“不朽”的寻求联系起来。生殖技术将胎儿与女性身体的联系截断的可能性，被视为“试图对女性生殖的创造力和潜在玷污能力加以禁止、限制和约束”(Oakley, 1976, p. 57)的原始雄性冲动——简而言之，男性的子宫嫉妒(womb envy)[vii]——的一种特殊形式。植根于这种思路的，并在玛利亚·米斯的作品中得到最清晰展示的，是科学技术本质上就具有父权制性质这样一种观念。FINRRAGE陈述道，她们想要一种基于“自然与我们自身之间的非剥削(non-exploitative)关系”的女性主义科学。很明显，女性主义哲学关于科学客观性与合理性中大男子主义(masculinist)特征的理论化表述被大量应用到了目前关于生殖技术的辩论之中。

米斯论证道，究竟是由女人还是由男人来应用和控制这项技术，这根本毫无区别；这项技术本质上就是一个进行支配的工具，“针对女性的父权制战争中一个新的阶段”。技术不是中性的，而总是基于“对自然的剥削与支配，对女性的剥削与征服，以及对其他人的压迫”(1987, p. 37)。米斯认为，这恰恰是自然科学的逻辑，它乃是以机械为其模型。在她眼里，技术进步的方法就是对有机活体之间的自然联系加以暴力破坏，对这些有机体下至其最小组成部分加以解剖和分析，以便依照男性工程师们的设计将它们像机械一样重新组合起来。这项事业的目标在于从自然和女性——没有了她们生活照样继续——的“情绪”(moods)下独立出来。生殖技术与遗传学技术正是男性对自然的支配中，对于“最后一块未开发地”的征服。

被看作中性物的生殖技术

与把技术视为对妇女全然的攻击不同，另一批女性主义评论者强调生殖技术对妇女生活起到的复杂多面的作用。依照米歇尔·斯坦沃思(Michelle Stanworth, 1987, p. 3)的观点，对这些创新不加分辨地一概加以拒斥并不适当，因为其中有许多都“为妇女们提供了她们寻求在其环境中汲取的必不可少的资源”。这些新技术被认为既有赋于女性权力的可能性，也有剥夺女性权力的可能性，而相关讨论可用“成本与收益”的术语来表达。

这些作者论证道，妇女运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不孕症的问题，并将参加这些高科技研究项目的女性看作是“受了科学的蒙蔽”、是追求高出生率情况下的被动受害者。在这些作者看来，绝大多数与FINRRAGE联合的作者未能认识到妇女乃是能动的行为人，她们对这些技术有着自发的愿望，因为她们有着生养孩子的真实需求。因此，女性主义对这些技术的反对就倾向于“把男性的修辞与虚构同真实的权力关系(actual power relation)混淆起来，从而使得女性自身对生殖状况的反应湮没在了支配性的（和欺骗性的）男性文本之中”(Petchesky, 1987, p. 71)。生殖技术也许是不孕症妇女满足这项需求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应该支持她们“生殖选择的权利”。

这批作者反对那些激进女性主义者们技术本身就具有父权政治属性的观点。她们改为质疑这些医学/技术程序在其中得以发生的那个制度框架。尽管FINRRAGE的作者们因为这些创新会不可避免地剥夺女性的权力而反对这些创新，但按照罗莎琳·波拉克·裴切斯基(Rosalind Pollack Petchesky)的看法，“我们需要区分那些权力关系——生殖技术在其中[……]得到应用——与那些技术本身”(1987, p. 79)。相似地，对米歇尔·斯坦沃思来说，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这些生殖技术从它们所植根的文化和政治氛围中获得意义”的方式(1987, p. 26)。

此处所考察的关于新生殖技术的女性主义辩论是相对较近的一次，因此，其特征据认为在于，比起某些早期的女性主义著述而言，对“差别政治”(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更为敏感。如今以下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清晰得多的认识，即，性别(gender)——成为女人意味着什么——在任何地方都是通过诸如性取向、年龄、种族、阶层、历史以及殖民主义等媒介而被经验到的。许多著作的好处在于，承认了对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女性、同一国家与不同国家的女性来说，新技术可能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

在生殖方面伴随医学与科学进步而来的对于女性的实际危险，是同女性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境况直接相关的。能够从诸如试管内受精这类昂贵的技术中获得好处，这与支付能力有着密切关系。那些贫穷和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将没有办法使用这些技术，此外，她们对医学力量与技术的滥用也最没有能力抵抗。举例来说，考虑到在印度羊水诊断技术目前正被用于预选女胎将其堕掉这一事实，关于性别预决定的伦理学争论就有了特别的紧迫性。与危险性试验一样，绝育手术以及诸如狄波-普维拉(Depo-Provera)[viii]这样的药物，都特别地以有色人种妇女作为试验对象。

日益尖端的遗传学监测形式的潜在应用很可能影响对“遗传缺陷”的定义，并可能牵涉到对社会中残疾人的看待方式。温迪·法兰特(Wendy Farrant, 1985)的调查显示，在英国，对出生前监测的医学管理已采取了如下方式，即只有以取得妇女的终止妊娠同意书为条件，才允许进行羊水诊断测试。在这种情境下，这些技术更多地是为了人口控制，而非为了使妇女有能力做出更多关于生殖的知情选择。

女性主义者中对这些危险有着广泛的共识。在那些不同意FINRRAGE式分析的女性主义者眼里，这些危险并不被看作技术本身的作用，而是来自对技术的滥用。这种立场在斯坦沃思(1987, p. 15)处得到了总结，她说，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们为女性提供技术上的可能性，以决定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生个孩子；另一方面，医学行业和国家对如此之多的生殖技术的支配，已使得他人拥有更加巨大的能力，对女性的生活施加控制。”故而从这种角度出发，女性主义对生殖技术的批评不会比下述要求走得更远：要求有权获得知识与资源，以便女性有能力“根据她们自己的决定来塑造生殖体验”。

这种看法所忽略的一个生殖技术政治学方面是，这些技术重新界定了什么可以称为疾病(illness)。“不孕”现在不再是妇女必须使其生活加以适应的一种生物学状态，而成为了一种医学情形——一个技术干涉有能力解决的问题。仅仅是这些技术的存在本身就使情况发生了改变，即便某个女性并不使用这些技术亦是如此。她的“不孕”现在是可以治疗的了，而她必须，在某种意义上主动地，决定不采取治疗。由此，这些技术便强化了所有妇女的母性功能，并增进了每个女性的该角色的内在化。

确实，把重点放在女性根据她们自身目的来使用这些技术的权利上，容易遮蔽历史和社会关系被整合进技术本身的方式。尽管认识到了妇女做出的选择在动机层面上受到的社会型塑，但辩论的参与者中几乎没有人看到，妇女们加以选择的那些技术本身也是受到社会型塑的。[ix]

试管内受精、卵子捐赠、人工授精以及代理母亲等技术有可能使得遗传学上双亲身份的整个概念，以至于使得家庭关系，处于危险之中。不过，只有那些对拥有“自己的”孩子——在遗传上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这一价值观有所加强的技术如今才得以发展，并且，正如帕特利西亚·斯帕隆(Patricia Spallone, 1987, pp. 173-4)所论证的，这些价值观对瓦诺克委员会(the Warnock Committee)关于女性健康“可接受的”风险的评估起了决定作用。尽管有种种危险，该委员会仍然核准了试管内受精的应用，在该技术中，卵子捐赠提供了遗传上与丈夫有血缘关系的后代。然而子宫灌洗(uterine lavage)方式（胚胎冲刷(embryo flushing)或代孕胚胎转移(surrogate embryo transfer)[x]）的卵子捐赠技术则以其物理风险为由被否决。该过程中的医学风险并不比试管内受精更大，但它还有作为捐赠者的女性不必要怀孕(unwanted pregnancy)带来的风险。那样的话将会有两位女性共享一次妊娠，而这位捐赠者孕妇的存在，将对母亲身份的惯常范畴构成挑战。这项技术被否决，并非因为它对女性健康构成了危害，而是因为它对家庭血缘纽带的鉴别所具有的社会破坏性质。

女性实际上只是从她们可用到的范围相当有限的技术选项中作选择。这一点被针对FINRRAGE立场的女性主义批评者们所掩盖了。由于将注意力集中在新生殖技术植根于其中的性别政治(sexual politics)，她们对技术本身投入了不够充分的关注。在对技术使用/滥用模型(the use/abuse model of technology)或明或暗的采用中，她们未能对技术具有政治属性的程度加以重视。而这正是FINRRAGE式分析的长处所在。在我看来，在论证性别关系(gender relations)深深地型构了那些变得可用的生殖技术的形式这一点上，FINRRAGE是正确的。

不过表达这种主张并不需要将其化为单一的男性阴谋概念。正如朗登·温纳(Langdon Winner, 1980, p. 125)说过的：“承认技术各形态中的政治维度，并不要求我们去寻找有意识的阴谋或者男性的意图。”并且这也不意味着男性(men)是一个同质化的(homogeneous)群体。尽管很显然，一项医学技术事业的所有阶段——从它的起步、发展，直到作为常规实践的部分而得到巩固——乃是一系列连锁的男性活动，但涉及到的男性利益却特定地属于那些白人中产阶级职业人。制造并配置了生殖技术的对劳动力的区分，即使性别上的，又是职业上的：妇女们是病人，而产科医生、妇科专家、分子生物学家、胚胎学家，则是男人。

如果我们认为技术是中性的，只不过受到了滥用，那么我们将会对正以特殊的方式设计和开发着的人造之物的重要性盲目无睹。为了理解生殖技术，我们需要对推动研究前进或是约束更多进步性发展的那些社会和经济力量加以考察。

* * *

一旦某技术变得可用，作为病人的妇女便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和期待高技术的治疗。这并不使得妇女成为生殖技术以及掌握这些生殖技术的男性医生们的被动受害者。适当地，那些已经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的女性甚至可能体验到“比起用‘传统’方法或‘自然’来处理时可能获得的更多的控制感和自我能力的实现感”(Petchesky, 1987, p. 72)。

然而，超声波成像仍在妊娠中得到常规应用，尽管其医学效益已经受到了质疑。事实上超声波的基础技术根本不是为了妇产目的而设计的。其来源要追溯到一战时试图用声波对潜艇加以侦测。超声波随后作为一项医学技术而发展，只是美国海军经费支持下麻省理工学院声学大型研究项目的一个分支(Yoxen, 1987)。在用于其它临床诊断领域几年以后，该技术才专门用到妊娠上来，而在胎儿异常发育与生长速率方面的用处——这是现在该技术的主要用处——就来得更晚了。该过程用监听器上的科学数据消除和取代了女性自身对胎儿成长的体验。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担心这些技术会使妇女对于被医学化管理着的她们自身的妊娠来说仅仅成为一些旁观者。这同样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知识与专长的最终侵占。

在西方医学中，高技术活动不仅仅是医生-病人关系层面上权力的关键，而且是行业内部权力的关键。某个专业(speciality)在医学行业内的地位、金钱以及职业声誉，均通过其技术尖端程度来分配。若被看到正在开发和拓展高技术程序，便意味着在专家间的、医院间的、个人间进行的稀缺资源竞争上获胜。“医学的专业分化与技术创新有着独特的特征：二者是平行且互动的。医学的专业分化导致技术创新；接着，一俟某项技术得到应用，物理学家和工业设计者们便共同对其加以改进。很显然，该过程又导致更大程度的专业分化与关联性的工作及程序”(Fagerhaugh等, 1987, pp. 7-8)。

试管内受精与胚胎转移等新技术的演化阐明了这一过程。从表面上看，目前对于这些新技术的过分热情是相当奇怪的。毕竟，试管内受精和胚胎转移对于确定不孕症的病因和推动其它治疗来说毫无助益。既然它们的成功率如此之低，而伴随这些新生殖技术而来的又有那些物理危险和心理危害，为什么目前不孕症专家却都纷纷重视起试管内受精呢？资源被配给到这项“不成功的”技术上头，这一过程就是如何发生的呢？

尽管的确所有新技术在最终完善前失败率一般都很高，但这同样是科学上“许多条道路”没有被采取的原因。至今还没有任何对这些程序和技术的发源的各个阶段的细节描述。看了爱德华·约克森(Edward Yoxen, 1985, p. 143)的文章后，我们也许会问哪些事业上的选择导致了爱德华兹(Edwards)和斯蒂伯托(Steptoe)[xi]的联合，或者为什么他们对在动物身上进行的风险度研究的阐释比其它人不严谨得多，或者为什么与试管内受精中药物和侵犯性过程的后果有关的资料如此之少，或者为什么关于不孕症病因的资料如此之少。关于发明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只有与涉及其中者的目标联系起来才能搞清楚。

专业利益(professional interests)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这些技术的发展。在引入试管内受精与胚胎转移之前，不孕症研究与治疗长期在医学层次中处于低等地位。许多过程是由一般从业者来完成，因为它们几乎不需要专业知识。纳奥米·费弗尔(Naomi Pfeffer, 1987)论证道，试管内受精与胚胎转移等新技术既为妇科学家提供了一项只有他们能运用的复杂的技术操作，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位很高的研究领域。有了地位，有了充实的经济报酬，也有了对工作的满意。

到了1982年，英国皇家产科与妇科学院已经在声称，其领域扩展了如此之多，应该划分为四个次级专业。“妇科与产科内部次级专业分化的压力接下来又促使与不孕症治疗相关的医学人员对新的专业技能领域提出了要求”(Pfeffer, 1987, p. 88)。对次级专业分化的官方认可将吸引对训练与研究的经费支持。因此从许多方面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决定该领域技术创新的类型和速度方面，专业利益起到了核心作用。

不过起作用的还有更广泛的经济力量。巨大的生物技术工业带来的商业利益尤其有影响性。关于“新型医学-工业复合体”，以及关于资源有系统地流向有利可图的领域——这些领域通常和满足人类需求并无联系——的方式，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著。但至今尚难见到对医学生物技术公司在新生殖技术发展中的经济利益的详细信息。此外，至少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这些产品可能的商业应用至今仍不明确。[xii]所明确的倒是，不孕女性的需求在该研究的日程拟定上只起着很小的作用。正如西伦敦汉默尔史密斯医院的罗伯特·温斯顿(Robert Winston)教授所说明的：“我们认为试管内受精仅仅是第一步。从长远上看，将要做到把胚胎取出数个小时后再将其放回。这种想法并非痴人说梦”（引自《卫报》(The Guardian)，1989年1月）。

到1989年3月，已经可以在怀孕期内区分出男性胚胎和女性胚胎了。遗传学检测如今变得潜力无限，随之而来的是基因移植实验——作为“基因疗法”而为人所知——的可能性。已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吸引到大量研究经费的终极性的目标，是破解人类遗传密码中的所有信息。

一些评论者将生物技术革命的机遇与微电子革命联系了起来，将其看作下一个基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xiii]我们已经能看到，人类的身体被通过新的途径引入商业之中，人类器官如肾脏、眼球、冰冻胚胎、配子均在国际市场上被交易。无论在胚胎研究伦理学中站在何种立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现象总是由基于种族、阶层、性别(gender)的剥削关系构成。被卖往美国军方充作生物战研究的韩国的胚胎便是一个相关的案例。

尽管妇女是医学实验的根本对象，但生殖技术并不能通过父权制阴谋来分析。此处用以替代的是一个利益综合网络——被性别(gender)掩盖了的专业利益和资本主义利益的综合网络。这在我们现在要转而考察的性别区分(gender divisions)中更加明确。下一部分将对相比于前面谈到的技术更早也有着更好的记载的一项技术作动力学的考察。性别关系(sexual relations)对技术形成起到的作用，没有比在避孕方面更加深刻的了。

（参考文献从略）

- 作者： cc 访问统计：　2005年10月27日, 星期四 18:34 加入博采